抗战胜利后，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和上级的战略部署，各根据地的干部和部队被调遣到东北，开辟新的战区。随着这些部队进入东北，开始接管了大中小城市，建立并扩充了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当时，苏联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《中苏友好条约》，并且美国协助运兵到东北。面对这种局势，我军选择撤出城市，转移到广袤的农村和中小城市，逐步组织群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成为了战略方针。
尽管松花江以北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，土匪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。这些土匪大多数是政治性质的，他们曾是伪满洲国的警察、军人、特务、地主及恶霸等，部分还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任命，充当顽匪。由于这些土匪与敌人相互勾结，态度坚决、立场反动，因此剿匪成为了我军进入东北后最迫切的任务。
在建立稳定后方的过程中，剿匪显得尤为重要。由于土匪与敌军在某些地区的协作，这使得剿匪与战斗前线的敌人形势紧密相连。上级为此派遣了大量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，发动群众，组织力量进行剿匪。在东北的合江地区，土匪势力尤为强大。为此，上级调任方强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，张闻天担任省委书记。方强到任之前，合江地区已经有一支由800余人组成的新部队，同时派出了160名干部支援。然而，这里控制的土匪数量庞大，达到数万人，其中最大的四股土匪分别由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雨新和孙荣久领导。
展开剩余68%当方强带着十几名干部抵达佳木斯后，与提前到达的四十余名抗联干部一同展开了工作。当地的这支800人的部队原是由孙靖宇领导的，他们重新组建为“三江人民自治军”。而孙荣久则是孙靖宇的亲叔叔。随着日军的投降，孙靖宇吸纳了孙荣久的部队，但由于职务低微，孙荣久后又投向张雨新，被任命为中将军长，手下拥有600多人的队伍。
这些土匪几乎掌控了合江的各大城镇、铁路和公路，并与国民党军队相互配合，进行破坏行动。方强上任后，首先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集中力量消灭土匪，并力争在六个月内改变敌我态势。然而，合江地区的形势极其复杂，我军和土匪的力量对比不容乐观，敌人强我弱，敌暗我明，局面非常困难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，剿匪行动采取了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策略，提出了“投降不杀，缴枪留命，回家分地”等口号，同时也开展了对土匪家属的政治工作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
从1946年1月起，经过合江军区与359旅的联合作战，终于歼灭了7600余名土匪，将部队从最初的800人扩充至9000人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与最初要求的六个月内转变战局的目标相比，仍然差距较大，因此，四大土匪势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。
到了1946年8月，因剿匪方针产生分歧，方强被调任为政委，贺晋年接替他成为合江军区司令员。贺晋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剿匪专家，在抗战期间长期在陕甘宁地区从事剿匪工作，擅长运用各种手段解决这一问题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合江地区的剿匪工作，贺晋年与省委书记张闻天共同商议制定了新的战略。
合江的省委书记认为，面对的这些土匪并非一般性质的土匪，而是由伪满洲的军警、特务、地主、恶霸组成的政治土匪。这些土匪不仅顽固且不可靠，随时可能叛变投敌。因此，在剿匪方针上，合江省委认为应该采取消灭的方针，而非争取的方式。然而，尽管剿匪部队扩编至9000人，由于部队内存在不少“土匪成分”，例如伪警察、土匪出身的战士等，使得部队的管理和纪律问题非常复杂，甚至影响了整个战局。
贺晋年到任后，立即开始严格整顿军队纪律，并改善军政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张闻天提出，剿匪不能单纯依靠围困，而要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，击溃土匪的首脑，实施穷追猛打，采取歼灭战。贺晋年根据这一方针，组织了三猛战术（猛追、猛冲、猛打），并与359旅的谭友林共同成立了剿匪指挥部。到了9月，贺晋年带领部队对谢文东、孙荣久、刘山东等土匪首领展开了猛烈攻击。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合江地区的土匪势力基本被肃清。
随着剿匪工作的顺利推进，贺晋年和方强分别被调离合江军区，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才干。贺晋年后来担任了骑兵纵队司令，并在后来升任为第7纵队副司令、第11纵队司令及兵团副司令等职务；而方强则转任独立师师长，后晋升为副军长和军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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