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们还在回味他课堂上的冷峻幽默时，消息忽然传来：2025年10月18日，年逾百岁的杨振宁离世，享年103岁。校友群里炸开了锅，清华大学的官方账号第一时间换上黑白头像，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发文致哀，不少人回忆起在清华听过他课的片段，卢伟冰也说自己曾经有幸坐在他的课堂里。那种“大家都知道他在，但又从不觉得他会走”的错觉，在这一刻消解。人走了，留下的不是空白，而是密密麻麻的足迹：论文、演讲、朋友、学生，以及他生命中两段各自丰厚的婚姻。
身份与归属的抉择
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醒地处理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。他在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，紧随其后于1965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。对于科学家而言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意味着进入一个由同行票选的顶级荣誉共同体，科研资源和学术影响力都会再上一个台阶。这些决定在当时很现实——学术环境优越、合作便利、平台广阔。
展开剩余87%但他也很清楚另一侧的分量。晚年在清华安定下来后，他把住处题作“归根居”，两个字像是给自己下的一个注脚。2015年，他主动放弃美国国籍，恢复中国国籍。他说这件事考虑了很久，父亲临终时没有原谅他当年的离开，这道心上的裂痕，最后用一次艰难的归来缝合。他披露这一决定后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可——并不因为国籍本身，而是因为这种“落叶归根”的情感逻辑在中国文化里具有一种古旧而稳固的道德力量。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身份的选择背后，是他要把晚年岁月直接投给母语世界的决定。
这件事后来意外地改变了对他晚年婚姻的看法。多年里，关于他与翁帆54岁的年龄差议论不绝。可当人们得知他在2015年已恢复中国国籍，这段婚姻忽然不再是单纯的“传奇配对”，而与他的归来相互呼应：妻子不只是伴侣，也是一个守在中国教室门口的同行者。等到他逝去，舆论再看这段婚姻，提及的不只是“跨度”，还有在清华校园里携手出入的常日——那种生活状态，改变了“偶然事件”的表面。
两段婚姻的不同角色与承受
他一生有两段婚姻，跨度半个世纪。第一段始于战后留美的青春期。1949年，他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餐厅遇见了学生杜致礼。两人五年前就认识，这次重逢让感情水到渠成。写信回家，得到父母同意后，他们在美国正式成婚。杜致礼出身显赫，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之女；然而她并未把这份背景当做社会资本，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朴素位置上：让丈夫专注科研，自己承担家庭。她后来几乎一直随他辗转，直到陪同他回到并定居清华大学。五十多年里，家庭稳定，子女成长，他们感情始终稳妥如常。到了晚年，疾病袭来，多次治疗后，2003年她离世，半生旧事在此按下句点。对他而言，这是一次真实而彻骨的割裂，他一段时间把自己完全交给教学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学生与课堂。
第二段婚姻则来自一封信。2004年，正在读研的翁帆从国内写信给他，他们开始频繁交流。其实早在1995年，他和杜致礼就认识了翁帆——那时她还是英文系大一新生，被选为接待向导，他们都觉得她活泼、漂亮，英语出色。九年后，缘分又拐回来，在同年年底，他们登记结婚。54岁的年龄差令这段婚姻几乎一夜之间站在公众目光里，外界以诧异和非议为主。两人却并不退缩，婚后出席活动、参与学术会议，总是并肩而行。婚姻最终之所以收束，不是分离，而是他在103岁时的离去。人们后来回会发现两段婚姻的分工像两种时代角色：一段是战后留学家庭的坚韧与内守，一段是归来之后在校园的相伴与外向。杜致礼撑起了他早年的科研生活，翁帆则陪他在中国教育现场继续走路。
科研的火焰与教学的温度
他的学术高峰来得早而稳。1944年，他在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；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。不到十年后，1957年，他以“弱相互作用”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项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基本粒子行为的理解，打破了某些“对称性必然成立”的迷思，在物理学界掀起巨大波澜。颁奖典礼上，他用中文说出那句“为自己中国血统和背景感到骄傲”，在西方主场说母语，这个细节至今被反复提起，不只是自豪，也是一种明确的身份宣示。
但如果只以诺奖定义他，未免单薄。他在美国退休后，年逾八十回到清华，原本可以安享闲静，却把时间投给讲台和学生。他参与推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建设，还为此自掏腰包。对他而言，科研不止是论文与名望，更是一种传递能力的责任。他常说每年要带一到两名研究生，1971年回国访问时得知中国要设立“科大少年班”，他十分开心，并表示如果有中国学生来到他的研究组，他很愿意招收。“少年班”背后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对拔尖人才的探索，打破年龄壁垒，提前选拔资质出众的学生，这在特殊历史阶段是一种灵活的制度安排。他对这类制度的认同，透露出他对“快速度培养科学人才”的赞许。
海外风云与爱国之心
他的学术选择和公共立场并不冲突。1970年，美国决定把冲绳“归还”日本，日本却单方面将中国的钓鱼岛纳入这个范围。此举引发全球华人愤怒，海外游子纷纷组织游行，他作为代表参加抗议，明确指出美国的立场在向日本倾斜，而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是事实，不容置疑。这些公共表达，消解了“加入美国籍就等于离开祖国”的简单认知。
他对中国科技教育的重视，也不止于理念。回国访问、与中国学界沟通、为年轻人打开训练通道，这些举动串起来，是一条清晰的线索：用海外优势，反哺国内人才。设若把他当成“只为个人学术而奔走”的形象，很容易忽略他在公共场域里出现的频率与分量。
从生平到情感的脉络交织
如果只看年份，他的人生是一串清楚的坐标：1944年清华硕士，1948年芝加哥博士，1949年在普林斯顿的相遇与婚姻，1957年诺奖，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，196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，1970年参与钓鱼岛抗议，1971年对“少年班”的赞许与承诺，八十岁后回到清华，2015年恢复中国国籍，2025年离世。把这些点连起来，会看到两条主干：一条是学术史，一条是归属史。前者由论文和奖项构成，后者由身份、婚姻与公共立场编织。两条主干并不平行，它们不断交叉，影响彼此。
在这些交叉处，他的选择往往带着清楚的方向。他不只是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用中文表达骄傲，也在晚年用法定身份回到中国国籍；他不只在海外实验室里工作，也站在街头表达对中国领土的坚持；他不只搭建高等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平台，也把住处取名“归根居”，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叙述回归。这些动作共同构成他晚年的公众形象：科学家与中国人的深度重合。
制度与文化的背景补充
诺贝尔奖是瑞典学院与相关委员会授予的国际荣誉，强调对基础科学的原创性贡献。美国科学院院士则是美国科学共同体的内部高度认可，通常意味着在国际科学网络里的话语权。就国籍而言，中国的法律强调单一国籍原则，这使得跨国身份转换成为一个需要长时间权衡的决定；对很多留学一代科学家而言，加入美国国籍是职业路径的策略选择，回归中国国籍则是生命后段的文化与情感选择，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消。
至于“少年班”，它在特定时期是中国高教系统的大胆试验，试图为天赋突出的学生提供更早的系统训练。杨振宁对少年班的态度，映射出他对人才培养的“速度与密度”理念：在基础科学领域，早期投入与系统训练很重要，这在他自己的学术成长轨迹里也得到印证——清华的早期训练、芝加哥的博士阶段，为他在三十多岁就抵达学术巅峰打下了地基。
这位长者走后留下的余温
有人说，真正的老师会在学生心里留下结构，不只是知识。在清华的课堂，他不单讲物理，还讲思路与取舍。学生后来提起他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远处的名人，而是记得他在讲台上示范推导时的专注，和课后答疑的耐心。晚年的婚姻，让他在公众视野里多了一个生活侧面的切片；恢复中国国籍，让他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法律意义上的重新连接；公共事件中的立场，让人们看到他把学术以外的时间也投入到一种更广义的责任里。
当他离开，外界重新排列他的生命事件，许多人忽然意识到：这一生其实始终围绕两个词——“根”和“火”。根，是身份、语言、文化、朋友、教室；火，是好奇心、学术追求、教学热情、公共表达。用古人的话，这叫“寸心在矣”。在诺奖授奖的舞台上用中文说句自豪，回到校园里给高等研究院添砖加瓦，在街头为钓鱼岛发声，在法律文件上签下归国的决定——这些都不是偶然，它们互为因果，汇成一个人一生的气象。
人们常以“时代”来解释伟人，仿佛只要把背景说清楚，个体就会可解。杨振宁的故事提醒我们，个体的清醒足以在时代的褶皱里划开稳定的路径。他的名字，会在很多课堂被反复念起。那些年他与钱学森、邓稼先的友谊，是一种共同体记忆；他与杜致礼、翁帆的婚姻，是时间与性格对生活的雕刻；他对学生的承诺，是一代代年轻人继续向前的理由。风过之后，校园里的“归根居”仍在，教室里还会传来讲解的声音。对后者而言，他不在场，但他的火种已经交给了很多人的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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